在“诸法合体”宏观浩瀚的中华法系中，历代税法可自成体系，内容结构缜细完整。从奴隶制夏商周转向秦之后的集权封建制国家，统治者无不赖于赋税以维特政权。典籍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可见，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就已经建立了赋税制度。随着国家职能不断强化，赋税亦趋繁重。如：“税敛之法，赵不如楚，楚不如秦”(《七国考》引《列国纪闻》)。秦王朝承继秦国的重税政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口赋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历代统治者多奉行“量出制人”的原则，不严格确定赋税总量，有的甚至任意扩大征税数额，如隋炀帝“东西巡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册府元龟》卷五百一十，《邦计·重敛》)。横狂暴敛，重赋于世，激起民愤，税法实施频遭抵触。统治者则动辄以酷法苛刑，保障税法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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