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的工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在丝织、棉织、采矿、陶瓷、制茶、造纸、制盐等行业中，相继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工场，除原有都市更趋繁华外，还形成了几十个几万人以至十几万人口的新兴城市。以手工业工人、贫民、工场主、商人为主体的城市人民，成为了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

当时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贪婪成性的财迷，看到市民日渐富裕起来，他十分眼馋，必欲夺之而后快，便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充任税监、税使。这些太监以“皇家亲信”自居，伙同地方官府，并与地方邪恶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榨取百姓膏血，无所不用其极。民间的金珠宝玩，名马貂裘，一经他们发现，便被指为“贡物”，或强刮进宫，或填充私囊。他们看中谁家的财富，或以“采矿”为名，诡称“宅下有矿脉”，或诬其“盗矿”，立即毁屋抄家，公开抢掠。税使还在交通要道遍设税卡，强征商税，索取财物，车税、船料，“一日数征，有的被迫将所运货物，全数充税。连牵驴提鸡的过往行人，也要受到敲榨勒索。百姓稍有异议，就要惨遭毒打，甚至被断手足，残害致死。对城镇工商各业，税吏们自然更不会放过，“肆市门摊税”比原额增加五倍之多。不数年之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豪。面对这种苛扰如虎的暴虐之政和贪赃枉法的税使、税吏，黎民百姓实在忍无可忍，只得奋起反抗了。一时间，织工暴动，矿民造反，窑主罢业，盐民抗税，市民罢市，士兵哗变，风起云涌，连绵二三十年之久大小事变数百起之多，闹得全国“鼎沸同煎”。这便是明史上著名的“城市民变”。它是人民的反抗，是针对贪馋税吏的“廉政风暴”，是导致明朝覆亡的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