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人人天天要吃的必需品，盐的生产又比较集中而便于控制。旧中国历代统治者看准了这一特点，视盐为可居的奇货、对其课以重税。盐税在自秦以来的历代财政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四川是井盐主要产区，除满足本省需要外，还要供应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因而盐税在四川财政上的地位，就更为举足轻重了。早在唐代，四川盐税便已超过“两税”(田赋)、茶课、酒税而居各税之首。南宋和元代，盐税均占岁入一半以上。清代宣统年间，盐的税厘年收白银630多万两；而田赋，包括地丁、火耗、津贴、新旧捐输在内，总共仅430多万两，尚不到盐税的70%。盐税既如此重要，历代统治者的控制管理便特别严格，违章处罚也特别苛重。自唐代起，便建立了查缉私盐的严密制度。五代后晋规定，贩私盐10斤以上，结伙贩盐、或刮碱煮盐，则不论多少，都处以死刑。但是，税愈重而漏愈多，法愈严而弊愈深。在产盐区，大批穷于生计的贫民，全赖贩盐为生。盐税愈重，则贩卖私盐之利愈厚，任你严刑峻法，对盐利趋之若骛的私贩，仍然结伙成帮，不绝于途。统治者对付之策，是实行武装缉私。但这也未能禁绝私盐，赖此为生的穷黎们则结成更大帮伙，备置兵器，以武抗武，势力颇大。这便是官府所称的“盐枭”了。在旧中国，“盐枭”们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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