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经济转轨中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的制约，近20年间我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连年赤字，职能范围收缩而同时“错位”（越位与“缺位”）严重，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巨大影响已相当明显；金融危机的影响叠加到我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上述一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所以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然的选择。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