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军费和奢费的扩张一直是促成财政匮乏的两大因素。各个时期里赋税制度的繁简变化、以及施行苛征暴敛和巧立名目的法外之征，亦多以此为转移、支出一旦失去控制，收入必至于罗掘。于是借名聚敛索需，于正税外谋求周转，于常利外虚估增收，上行下效，难以收拾。唐王朝300年中，由治到乱，此类情况由始而渐，并不例外；中期以后，又有发展，终为其走向败亡，伏下了危机。

唐德宗初时，租庸调制虽经杨炎奏行“两税法”进行变革整顿，盐利榷征亦在继续。然因地方动乱频繁，财力分割，军费大量扩增，其间又相继开征各种工商什税，仍难抵补收入不足。府库空乏。财政始终处于窘迫状态，而帝王统治者则并不因此而力事节制奢费，相反，更致意于蓄积私财以满足私欲。地方官吏实行税外敛则，借名定期贡献进奉，以期取得宠幸，并为扩张地方割据权力开道铺路。这种非法聚敛，蠹蚀国家财权，侵夺人民财力的弊政，其前后见于史书记述者，有以下几种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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