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以来，匈牙利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与市场的积极作用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在改革税制的道路上已走过了20年。虽然中国、匈牙利两国在面积、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相同，目前的税制结构也相近，因此匈的税制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同时，两国在税制改革的实践中，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税收理论问题，要求进一步探讨。

l.关于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发挥税收调节作用问题。匈在1968年以来所形成的经济调节体系中，税收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1988年税制改革的要求之一是形成“以货币手段为主，预算手段为辅的调节体系、”从“中心”调整到“辅助”地位，正如匈一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现行的税收结构、调节系统的构成，阻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要更新调节系统，先决条件是建立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税收确是调节投资和消费的有效的经济手段，但它本身不是天然的调节工具。它的调节作用的发挥，从微观来说，是通过各个税种的设置及税率的高低，影响企业货币资金的存量和流向，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税收又有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货币手段(利率、汇率及货币供应量等)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它的调节作用更能适应市场机制的变动情况。在调节体系中，如果税收作用抑制了货币手段的作用，如匈牙利那样，是“用之失度”，所以科尔奈说“匈配套改革的重大的缺陷是忽视了资金市场”。在这次税制改革的同时，匈官方人士也强调要“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关系”。匈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征收过建筑税，投资税和工资税等，但贷款利息较低，又很少随资金情况变动，有时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要求税收有效地调节投资和消费呢。我国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表明调节机制的认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但对为何“调节”，怎样“引导”，已大有文章可做。总的来说，我国税收的调节作用，并未“用之失度”，除个别税种(国营企业调节税)设置不当而外。与匈相同的是，同样受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限制。比匈严重的是：有法不依，擅自减免，跑冒滴漏，屡禁不止，严重削弱了税收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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