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不应该当期征收入库的税款提前征收入库，从而增加当期财政收入的做法，喻为“寅吃卯粮”。“寅吃卯粮”是一个贬义词，新中国建立45年来，在税收上历来反对“寅吃卯粮”的做法。但在我国赋税历史上，“(寅吃卯粮”的蠢事，却曾屡屡发生。

在旧中国，如遇统治者生活奢糜、挥霍无度；或天灾频发；或镇压起义；或平定叛乱；或连年战争；或诸事并发，则都要大量增加财政开支，出现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就会千方百计加重赋税搜刮百姓，以求增加财政收入，应付财政危机、诸如开征新税，提高税率”增收附加等，都是常用的手段。而“寅吃卯粮”，即先期预征，也是应急办法之一。那么，我国“寅吃卯粮”，即预征税款的最早记载在何时呢？《辞海》“预征”条，将唐代宗时征收“青苗钱”作为我国预征税款之始(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1847页)。而《中国赋税史》(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孙翊刚、董庆铮主编)则称“预征开始于后唐庄宗(公元923—926年)”。(见该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146页)。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商榷的。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隋炀帝杨广“东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中华书局1973年版95页)、《旧唐书·李密传》也说炀帝“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中华书局1975年版2215—2214页)。“逆”是什么意思呢？《辞海》“逆”字第三义，释为“预先”。这便是说杨广预先征收了数年乃至十年的租斌。解放后出版的韩国磐著《隋唐五代史纲》，也认定杨广预征了十年田赋(人民出版社1977年修定本89页)。据此可以认为，《隋书》、《旧唐书》所述炀帝预征田赋之事，便是迄今所见我国“寅吃卯粮”的最早记载了。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第一次游幸江都，所乘四重龙舟，高45尺，长200尺，用8万多人拉船。返京时，又“役工10余万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隋书·何稠传》)。三游江都，又再造新船“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耗费钱财也就更多了。炀帝还大肆营造宫殿，对外武力扩张，更是“糜费无算”。杨广如此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常赋怎够开支？预征数年税赋，便是意料中事了。至于炀帝加重赋税朘剥的恶果，则是大家知道的了，那就是“官逼民反”，引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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