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矿产征税，起自周代的山泽之赋，历代续有兴废。明代，称为“坑冶之课”。征收范围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矿产，是一种实物税。税率大约从三十税二到值百抽十不等。对于开矿征税的利弊得失，明王朝当政者始终意见不一，兴废无常。不是开征矿税不对，而是吏冶太烂。太祖、成祖、英宗、代宗都曾反对开矿征税，但在利益驱动和地方势力的推动下，又都相继举办和发展了矿课。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始在江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等省设置冶铁所13处.岁征税铁740余万斤。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福建龙溪、浙江丽水等县开办银税。成祖永乐年间，陕西、湖广、贵州、云南相继举办金银矿税。英宗时，矿产税额先降后增；二次执政后的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还首开派宦官到福建、浙江、四川、云南等省督办矿税的恶例。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宪宗，下令在湖广12县采金征税，役使民夫50多万，“死人无算”，新开21个矿区，仅得金53两，只得停止开采。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公元 1546—1557年)的12年间，曾派遣税使40余人、防兵千余人，花销三万多两银子，仅征税银2800多两，还不够征收成本，成为我国古代税史上收不抵支的笑话。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以“两宫三殿”均遭火焚，修复费用十分浩大为由，决定开矿征税。于是“中使四出”，大批太监到各地充任矿监、税使。他们伙同地方政府，强迫庶民上山开矿，逼令矿头承包经理，且不断增加产额、税额，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新收矿税，并不归入户部国库，而是直解皇室，作为修复宫殿等皇家私用。据《明史·吴宗尧传》记载，益都矿监陈增，开孟丘山矿时，即“日征千人凿山，多捶死。又诬富民盗矿，三日捕获五百人”。全国开矿兵民，多达数百万之众。据史料，自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后后的8年中，共征得矿税银近300万两，平均每年30多万两。较之太祖时年收矿税2千余两，成祖时最高年收11万两，代宗时最高年收18万两，神宗办矿增税，可谓“效绩显赫”。至于宦官、税吏、土棍、恶痞乘机敲榨勒索，贪污中饱的数字，则在入库数10倍以上。重税苛政之下，民不聊生，死者无数。矿夫、平民不堪倾压、逼迫而死，便铤而走险，奋起斗争。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河南、云南、陕西、辽东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矿民起义，奏响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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