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二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管理办法等，切实让农民休养生息。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深切体会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特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指南，农村税费改革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一、中央关于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代表了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就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则就必须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农村税费制度作为国家上层建筑领域中重要的分配制度，历来是调节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唐朝以前的农村税费制度主要实行“租庸调法”。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混乱，正税失控，乱收费泛滥，民不聊生。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实行“两税法”改革，将过多过滥的收费归并为地税和户税两种，开中国税费改革之先河。改革便利了人民，抑制了地方的乱收费，并使中央财政收入由1200万贯钱猛增至3000万贯以上。“两税法”到了明代已弊端丛生，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而为一，统一税制，省费便民，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的状况。到清初，农民徭役、田赋沉重，矛盾日趋尖锐，康熙后期实行“摊丁入亩”，使无地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减轻了少地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政策对当时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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