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与黄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他，对税收有着别样的情怀。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三亩责任田。三亩地的庄稼活儿对于父亲这个种田的老把式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农闲时节，父亲琢磨着干点什么。那时，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农民买东西多是到村供销社。供销社的商品单一而紧俏，并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看到这种情况，父亲萌生了做点小买卖的想法。于是，父亲借钱买了辆“大金鹿”牌自行车，一到农闲，父亲便骑上“大金鹿”，不辞辛苦地从几十里外的县城驮回些生活日用品，走街串巷去叫卖，每天能赚三五元钱，一来贴补家用，二来供我弟兄两人上学。遇上四邻八乡的赶集日，父亲也赶过去，摆摊卖货。为此，父亲常常要跟工商和税务的人员打交道。后来，我问父亲当时收税是个什么标准，父亲憨厚地说，公家人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他们也没有装进个人腰包里。每次提及税收，父亲总是颇有感触地念叨几句：“要想富先修路。我十五六岁到东海趸鱼贩卖，坑坑洼洼全是羊肠土道，趸一次鱼不知要遭多少罪。如今，国家投资给咱老百姓修起了四通八达的公路，这钱不都是收税来的嘛！”没想到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竟有这样的税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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