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期领导我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形成的治税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回眸并总结毛泽东的治税思想极具现实意义。尽管在不同时期毛泽东会根据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但其治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一是税负理念维度的“大小仁政”思想。我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为政者应施行轻税的“仁政”，而毛泽东曾两次明确提出税负的“仁政”应分为“大仁政”和“小仁政”，并强调“大仁政”重于“小仁政”。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度过难关，重新订立《征收救国公粮条例》，提高了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由于改变了此前的“与民休息”政策，部分党员干部提出了不同看法。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指出：“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第二次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针对梁漱溟提出的“九天九地”说，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讲话中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在强调“大仁政”的同时，毛泽东也十分关注减轻人民税负。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毛泽东同时指出：“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毛泽东也同时指出：“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显然，“大仁政”和“小仁政”本质上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人民的长远利益高于眼前利益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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