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非税失政权
上一篇 下一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著名领袖李自成(公元1606年——1645年)，曾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后来在满汉地主武装的夹击下，不幸兵败牺牲(一说出家为僧)。李自成在起义胜利发展的几个阶段——襄阳建都、西安建国、北京称帝时期，对于税收这个重大问题，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的非税思想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李自成的非税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表现和危害是什么？
一、明末农民深恶痛绝的沉重赋税是李自成非税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明代田赋，自嘉靖以来，便逐渐加重。万历年间，又以对付辽东清兵的名义，加派“辽饷”，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税银三厘五毫，前后加征三次，每亩计加征九厘，全国共加赋520多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又第四次加派“辽饷”，每亩三厘，连前共计一分二厘，全国共加“辽饷”660多万两。崇帧十年(1637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天下每亩加粮六分，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280万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以训练新兵为名，加派“练饷”，每亩增银一分，共增730万两。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饷加派”，总计增赋1670多万两，超过常赋一倍多。这还只是朝廷正式加派的田赋、军粮，临时需索，尚不在内。至于地方官府的私加暗派，贪馋税吏的敲榨勒索，则更是数不胜数。加派之外，又有预征。据明致仕兵部尚书吕维祺《请免河南粮疏》载称，河南常有“先编三分之预征”。河南灾害频繁，尚且年有预征，他省岂能例外？所以崇祯帝《罪已诏》也说：“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赋税之外，还有繁多的差役。“使民输刍粟，居送行赍”，终年不得休息。河内知县王汉呈送崇祯的《灾伤图·序》说：“其千里坦簦转输，则又有解京阔布之役，胖袄盔甲之役，山西盐课之役，小滩八千百漕米之役，毛田、关阳打冰防河之役。故民终岁亡有父母妻子之乐，而无日不办公税。”灾伤小县尚且役多如毛，全国差役之繁，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