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管子》托名于我国历史上春秋初期的哲学家、政治家管仲，是一部糅合法家、道家、儒家、兵家、农家等诸家思想精华的古代巨著。现存最为完整的版本是西汉刘向编定的，时共86篇，亡佚仅存目录10 篇，现存76篇。《管子》一书有2/3 以上的内容涉及国民经济，其中论及税赋思想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将国民经济发展中所有的税收问题都涵盖在内，且自成体系。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管子》关于税收问题的微言大义是极其深刻的。

税赋沉重的危害：赋敛厚、民力竭而敌易谋

“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已，不可得也。”（《权修》）这是《管子》对税赋沉重的原因和严重后果的重要论述。《管子》还进一步指出：“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宙合》），“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正世》）这些都说明了沉重的税赋负担将导致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管子》中还提到另一个观点，即“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七主七臣》）意思是有些愚臣往往人为地加重税赋，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甚至导致亡国。因此，《管子》鲜明地提出了“以重敛为忠，圣王之禁也”（《法禁》）的主张，认为“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中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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