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赋税是悠久文化的组成，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之前，当夏王朝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之初，即已创具了赋税的雏型。在经历了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我国的赋税制度，不断地有所发展，有所变革，有所完备。探索我国赋税的发展，可说是源远流长。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遗存了大量有关赋税制度的法令措施，和思想理论的记录，更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研究和继承历史，古为今用，继往开来，将给予人们有益的启示。本篇着重就我国赋税制度的早期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作一浅说。

一、夏禹的“任土作贡”，为我国古代早期的赋税制度树立了基础

从原始的“贡献”到成为常制的“贡纳”，是应国家建立后需要的必然产物。在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时期，氏族公社内部，为了保卫本氏族生存和扩张联盟势力影响的需要，已出现了为集体公益而无偿提供劳役的劳役贡献，和迫从于部落联盟而贡奉的实物献纳。由于部落联盟还未形成完备的政治权力体系，社会经济亦尚处于依靠游牧渔猎为主的动迁不定状态，这种“贡献”或“贡纳”，只能说是税收的原始胚胎，虽已有某种强制性，但还缺乏作为构成制度必要内容的条件。我国夏、商、周三代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前，大抵如此。当夏王朝经过治水平土，建立奴隶制国家过程中，从征服自然和征服异族的基础上，确立了土地疆界，拥有了分处于各地的氏族部落而受其统领指挥的臣民，从而具备了国家的形体。为了充裕物质力量，强化统治基础，以满足其行使公共权力的需要，便成为奴隶主统治者的必然要求。于是，出现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各地诸侯在威服下以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纷纷“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的景况。他们通过这种贡纳各地所生产的土产方物，表示臣服而尽其职责，而在朝政府则以四方诸侯贡纳的物产，用以“充宫室，供人主之欲”，满足统治需要。这种贡纳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的献纳，而是必须按照统治者意志要求，具有了完全的强制性。它不仅要求贡纳规定的土产方物，还包括进贡子女和奴隶；它不仅有特定的贡纳，如铸九鼎时要求贡纳铜料，还有定期定品物的“常贡”，逾期不贡，或贡纳不足，都要受到严厉地惩罚。正如《尚书·禹贡》中所说“中邦锡土姓，抵台德先，不距朕行。”意思是九州土地从此归属夏王朝统治，各地氏族部落只是赐给诸侯姓氏，代管代领而已，履行贡纳职使，应视为施恩报答的义务，不能荒怠。这种贡纳，从夏王朝开始成为一种制度，后人有称之为“土贡”制度，在其后几千年历史中都有遗存，从其性质来看，可以视为后来地方向中央政府进行财政缴纳形式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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