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在他的著作《史记》中，对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源流变化，作了不少重要的记叙。本文根据《史记》的一些记述，谈谈司马迁的赋税观。

一、确认赋税是国家建立后，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权力需要的必然产物和重要工具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追溯了我国古代国家建立前，从就地征集财用以满足氏族部落相互征伐和自求生存的需要，逐步演进而形成为统一国家后渐趋完备而建立的赋税制度状况。如举帝 时的“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进入帝尧时制订了“五刑”等强化统治权力的措施；至帝舜时，统治权力机能进一步趋于完备，但由于当时各地洪水长期泛滥成灾，还未能组成为具有较大权威得以统一指挥的国家形体；经过夏禹的治水平土，统一了九州，实行了“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宜”的“任土作贡”“三壤成赋”的贡纳赋税之制，作为国家统治权力的经济基础，从而有了一定保障，维护统治权力的必需财力也有了固定来源，出现了“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的国家统一和财赋盈足的局面。原来那种变移不定，就地征集，掠夺财力的情况，从此而转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司马迁在《夏本纪》的结语中，特意作了一段重要的概括：“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葵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试析这段结语中有关赋税部分，可以看出，自虞夏时起，为了维护统治九州权力的需要，已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贡赋制度，它是伴随国家建立后的必然，也作了确认。再次，鉴于汉以前学者，因受孔子曾去杞地蒐集了解夏时的典章制度，只得到一本夏时记载天时历象书的影响，以为其余未足道也，漠视了《尚书》中有关当时赋税制度记述中的一些基本事实。于此，强调了“贡赋备矣”这一见解。不然，仅有一本天象历书，没有用以维护统治权力需要的赋税制度，作为国家的统治，如何能存续下去？最后，还以夏禹曾会集地方诸侯，听取完成和分配年度贡赋任务之说，用供参证，说明赋税作为国家行使统治权力的工具有其强制性，“禹会诸侯，计功而崩”，非尽不可信。这段结语，词句不多，却反映了赋税是国家建立后，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权力需要的必然产物和重要工具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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