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赋税史中，唐代前期施行的“租庸调”制是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持续推行长达一百数十年之久，对唐初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和稳定作用。这一赋税制度当时还增远播海外，成为日本建立封建制国家，进行“文化革新”而仿行的一项主要内容，从而奠定了日本封建财政经济的初期基础，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一)“租庸调”制，正式颁行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它是在唐初封建统治者适应隋末战后情况，力图休养民力、充裕财政的要求下，从继承前代旧制中加以发展完备而建立起来的一项田赋制度。在施行的百数十年中，曾经不断充实和修正。它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大致是：开国之初，沿袭旧制，务以宽恤为旨。唐初统治者在建国之初，面对战乱初定情况，借鉴前代历史经验，沿袭隋朝租庸旧制，明令将荒田、无主田和部分公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并斟酌地方经济亟待苏困，提出赋调力役务从宽简，以利体恤主旨，规定每丁授田百亩，出租2石，绢2丈，绵3两，此外不得横有调敛；军旅所经地方免课3年，其余地方免课1年；凡属水旱灾害地区，收获减损四成者免租，减损六成以上者免租调，减损七成以上课役俱免；岭南各州则因地制宜采取量户资产分为3等定税，上等户税米1石2斗，中等户8斗，下等户6斗，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户减半输纳等。总之，以宽恤为旨，力求复苏经济，安定民生，巩固政权，为正式颁行“租庸调”制定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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