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是在武装斗争中诞生，在“围剿”与反“围剿”中发展起来的。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解决红军和工农民主政府的经费和给养问题，就必须组织财政收入。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来自以下6个方面：(一)战争缴获；(二)向地主和其他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征发；(三)向富农和商人募捐；(四)税收通(五)公债；(六)来自经济事业的收入。

战争缴获不是直接的财政收入，但它不断地补充着红军的军需装备，支援政府的财政需要，它在财政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向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征发，即打土豪筹款，虽然是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大量采取的组织收入办法，但确切地讲，它不是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才有的。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南下到监川以后，军怕困难，急需筹措现金。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沿用旧办法，通过商会等旧团体派款；另一种意见主张用革命手段，没收豪绅反动派的资财，对他们进行罚款。讨论结果，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但在执行时，由于缺乏经验，不知道发动群众，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又短，对没收征发的对象难以准确地确定，有时不得不使用旧的派款方法。起义部队到达汀州时，该地商会答应3天内为革命部队筹款6万元，但3天过后，仅筹得2万元，而且极不合理，一般小杂货店、 小自耕农均被摊派10元上下，而资产10万元以上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仅出款数百元，群众意见很大。革命部队根据群众意见，废止了由旧商会摊派的做法，改用革命手段，对豪绅进行没收罚款，还镇压了其中个别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并退还贫苦群众已交的派款。这样，不到两天就筹款4万元，群众也满意。1927年红军攻克茶陵后，“部队给养也同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纠正了旧的摊派办法，提出了没收罚款即打土豪筹款的办法，并把打土豪筹款同打仗和做群众工作并列为红军三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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