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史是一部以牺牲部分地区经济利益为代价的非均衡发展史。这样的立论不知能否站得住脚？

25年前，国务院正式设立第一批经济特区，“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试探着走上了中国经济大舞台；21年前，抢到第二批“改革开放入场券”的10个城市把收获了4年对外开放成果的4个点串连成面向大海的一条线、一张弓，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得以充分展现；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相继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后，共和国的“开放大拼图”终于拼接完整。

欢呼声中，我们也感到了尴尬。当中部六省从即将塌陷的窘境中醒来，果敢而急切地把“中部崛起”的末班车驶入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以后，我们真切地意识到，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已经一步步走进一个不能自拔的“窠臼”—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已然被由东到西、到北、再到中的区域性政策一块块地覆盖完毕，所有的优惠政策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无他可排”的尴尬。这种尴尬，或许该叫“政策悖论”—“阳光普照”式的优惠，还能称其为优惠吗？每个孩子都分得一块“大白兔”奶糖，其中的每块糖还能承载诸如关照、偏爱或者激励、奖赏一类的特殊意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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