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领域里，一部分人的率先致富，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而也把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的个人所得税，担负着实现公平分配的重要职能。探讨它的理论依据，并据此制订合理的起征点，无疑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的理论根据，可以追溯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根据这种理论，单位收入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是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因此，收入越多，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就越小；收入越少，其边际效用则越大。这样，如果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整个社会由此获得的总效用，即“满足总量”就会增加。不难发现，这种理论是有很大缺陷的。首先，它只考虑了收入对消费的效用，而未考虑收入对劳动的刺激作用。假定所说的收入均为劳动或经营收入，那么，即便收入“转移”可使社会用于消费的收入总量产生更大的“满足”，但是，如果这部分“转移”收入的失去者或获得者，都将由此而放弃为这份收入所必需的劳动，那么下一轮的社会总收入不就会减少了吗？其次，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以各阶层具有同样的消费构成为前提的，因而会得出“穷人收入因入不敷出而效用大，富人收入则因绰绰有余而效用小”的结论来、然而在新产品层出不穷的现代经济中，需求构成总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升级更新的。因此，穷有穷的开销，富有富的开销。企图以富余收入效用低为理由，来推行收入转移政策，显然是难以服人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资不主义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是对必不可免的两极分化所作的一种社会调整。旨在减轻由此造成的对于资本统治的威胁。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某种属于社会心理一般的现象，即过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心理失衡，从而导致某些反社会行为。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