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某种程度的社会困境，即个体理性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集体行为的非理性，从而威胁和破坏社会的整体利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两类典型的社会困境可描述为委托代理问题和“公地悲剧”，它们既出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发生于人类活动与之相互作用的自然环境中。控制社会困境的负面后果有赖于范围广泛的制度安排，其中，精心设计的税收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次性筷子问题是我国现实背景下“公地悲剧”的生动例子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要用掉大约450亿双一次性筷子，平均每天近1.3亿双。这意味着，每24个小时砍掉40.468公顷的一片森林，每年约合砍掉1600万～2500万棵树。个体的理性行为总和形成的集体非理性——过度砍伐，加剧了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土壤侵蚀、洪涝灾害、二氧化碳排放、沙漠化和物种灭绝，却没有任何个体承担这些社会成本。在我国，一次性筷子成为大约10万人受雇于300多家工厂的庞大产业。产业链的中游是大量使用一次性筷子的餐馆，相对于向顾客免费提供干净且安全的餐具，提供一次性筷子的成本低得多。产业链的上游是伐木企业，下游为消费者，在市场法则的支配下，基于私人成本的考虑，使用一次性筷子是他们作出的理性选择，每一个个体无须承担真实的成本，即迅速消失的森林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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